参观天一阁（参观天一阁需要花钱买门票吗）

十几年前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那篇题为《风雨天一阁》的散文，激发了我那源自内心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仰慕，也让我记住了一座藏书楼的名字“天一阁”。从那一刻起，在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走进天一阁，站在藏书楼前，近距离的感受一个读书人，乃至一个家族爱书、藏书的那份艰难与坚守、传承与守护、无私与奉献…。

过去似乎要进天一阁并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说天一阁的主人所订立的族规遗训，对于我们来说，还有时空距离的阻拦。就连中国著名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余秋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天一阁结缘，到到八十年代初迈进天一阁的大门，几乎时隔了15年，而他探访那天又恰遇台风来袭，暴雨如注，似乎连老天也要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一个文化大家的探访，并且是冒雨淌着冰凉的雨水才走进天一阁，而试想历史上那些读书人要想进天一阁看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这次江南自驾游，行至宁波，我把天一阁和兰亭作为了我的首选，那不仅仅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心中那份执念和敬仰。每每想到，要想将一本书保存数百年，那是何其艰难的事情呀！火烧、水淹、虫蛀、霉烂和窃贼，哪一样不是艰难的，而就是在如此众多的艰难的克服中，一代代的藏书人坚持了下来，并将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保存至今。而那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磨难他们都挺了过来，由此让一种文化精神在这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中得到升华，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化近乎于宗教般的一种坚守和膜拜。

如今的天一阁与其比邻的月湖一道，成为了天一阁·月湖景区，它就位于宁波市的中心地段，由天一阁博物馆与月湖两大核心景区共同组成，因此如今它是一个集自然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景区。而较之于自然山水，我更钟情于人文遗存。

天一阁与月湖结缘，既让一座城市因此有了几分灵气，更让一座文化遗存平添了几分温润，它也让宁波这座城市，和城中的天一阁拥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城名胜半归湖的风韵。

建于月湖西岸的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它在月湖旁傲然屹立了四百五十余载，至今书香文脉延绵不绝。

宋元以来，月湖曾是浙东的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憩息荟萃之地。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学者杨简，这些风流人物，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著书，都在月湖留下了他们不可磨灭的印痕。

明清之间，浙东学术更为辉煌，月湖形成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派之一——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创始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曾在月湖边讲学，广收弟子，生活于月湖岸畔明末清初的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成为浙东学派重要代表。浙东学派重气节，其时月湖成为浙东遗民诗人慷慨悲歌之地。浙东学派提出的“工商皆本”思想，使中国第一商帮——宁波帮横空出世；“经世致用”的理念，更使宁波成为著名的“院士之乡”。

文因月湖之灵气集聚了江南众多的才子，让江南的文气更浓；藏书楼因文兴而始建；这一切，似乎都与这集天地之灵气的月湖有着那么一丝微妙的联系，更或因与能够建立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的书香文脉的浸润不无关系。无论怎么说，天一阁建在月湖之畔，并能够屹立于斯数百年，让这里因湖而文聚，文聚而文兴，文兴而书香久远的浙东更有了历史文化的底蕴。

也许是天意，那天来到天一阁，恰逢中午休息暂时闭馆，我们只有在毗邻天一阁月湖旁的廊桥上吃自带的午餐和暂作歇息，我借此在脑海里对天一阁的前世今生做一个回顾。

众所周知，天一阁为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 ，已有456多年的历史。因建造者为权高位重的退隐高官所建，其藏书量以及一部分藏书为官署的内部资料，仅此一点这也是普通藏书家难以企及的，因此它的藏书，无论是书籍的权威性，还是藏书量自然不能与一般收藏者相提并论。

范欽塑像

范欽27岁考中进士为官，其宦海生涯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个地方，最后官至兵部右侍郎，其为官的身份以及游历，为其搜罗书籍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和空间。一个把当官当做副业的官宦，搜集书籍倒成了他的主业，及至退隐之时，私藏书籍已成规模。

范欽因嗜好而藏书，因藏书数量增加而建楼，因依据《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并在建筑格局中采纳”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同时，采用各种防蛀、驱虫措施保护书籍，解决了书籍收藏难以长久保管的问题。

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分作两部分令其两子各择其一，这样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遂将收藏的7万余卷藏书，以一种神圣不容懈怠的使命形式，将接力棒一棒接一棒的传递给了他的后继人，这也由此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而这种制度又在一次次的接力赛中被修订完善。

范欽之子范大冲，也就是范氏家族第二代传承人，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也建立了维系天一阁藏书的族规，规定藏书归子孙共有，非各房齐集书橱钥匙，不得开锁。据考证，当时天一阁藏书达到5000余部，70000余卷，此后直到1949年，藏书几乎没有增加。

1829年，范筠甫、范邦冉等范氏后人对藏书楼进行了大修，更换砖瓦台阶，修葺假山，疏浚池水，同时修订天一阁管理制度，立下禁碑三种，条款十五项，严格保证天一阁图书”书不出阁”。虽然杜绝了族人违背族规藏书流失的弊端，但它早已经背离了藏书的真正意义。如秋雨先生所说，“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虽说范氏家族有着如此苛刻的族规，让藏书的意义变得模糊，但确保了藏书的流失。我想每个人对此都会产生类似于秋雨先生一样的疑问，那就是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意义又何在？

然而这也是一种无奈中的选择。

天一阁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外敌的掠夺和盗贼盗取，藏书量锐减。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宁波府城陷落，英国占领军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至1847年，天一阁中仅存书籍2223部。

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趁乱盗取天一阁藏书出售，后部分书籍被范钦十世孙范邦绥尽力购回。据薛福成命人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至1884年，天一阁存有原藏书2152部，共17382卷，《古今图书集成》8462卷。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在书店中出售，后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一部分，藏于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但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东方图书馆被炸而焚毁，使得天一阁藏书损失千部。

……

历数天一阁近现代所遭受的磨难，就能不难理解范氏家族设立如此苛刻族规的初衷了。

我在感叹天一阁范氏族人十几代人坚守的艰难的同时，更感叹文明延续的不易。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它在创造了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历史的同时，又发明了一种其他文明社会已经舍弃的象形文字，正因为有了这一文明符号的存在，以及留存文明的外在载体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也让一个民族的文明，从竹简的篆刻，到纸张印刷成册而得以用书籍的形式保存下来。

然而有了这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本应该顺理成章地出现书籍的海洋，并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不仅远播四海，还应该将其长久的留存下来。然而，被教科书一再讴歌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每一次农民（或者什么民）“起义”，一次次将我们华夏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毁于战火的同时，也把这传播民族文化的书籍也一并化作了灰烬，从而导致文明的断代和历史的缺失。

我们一直宣扬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并从夏商周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但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和自我标榜，因为我们至今都没有找到夏朝存在的文物特别是文字的实证，因此国际上从来不认同我们的表述。因此文化文明的传承，不可或缺的是，需要一种符号的载体——文字和记载文字的书籍，它在文明的传播和延续就显得那么的极端重要。

然而对于一个创造了独特文字，又发明了纸张印刷术的民族，要把一本本书保存下来又为什么会如此的艰难呢？它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不可抗拒的自然时空力量的销损，物质技术也未构成它保存真正瓶颈，而它的消亡恰恰就是创造它的人类本身。从改朝换代对文化的禁忌，以及野蛮的战火的吞噬，让我们这个创造了光辉灿烂文明的民族，以及发明纸张、印刷术的国度里的书籍变成了十分珍贵之物，并使那些需要它的读书人或者文人为获得而趋之若狂。文明的成果在一次次的战乱中被毁，也让书籍成为少数人的专属或者奢侈品，这对于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来，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历史上秦始皇其所以坐实暴君的名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罪名就是“焚书坑儒”，至于他烧的是不是异端邪说，他坑杀的是不是术士方士，这些只有历史学家他们去争论去，单一个“焚书”其罪就大了去了，“坑儒”那更是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不为儒家所容。由此可见在国人心中，“焚书”是一种万万不可饶恕的罪行。

而因战乱文明成果被毁的史实不胜枚举。我们引以为荣的敦煌莫高窟，上世纪初其大量的文化典籍在遭受外来探险者掠夺的同时，也遭受了内部自己疯狂的劫掠，致使大量珍贵的中国文化典籍或遗失海外，或被无知的国民毁灭，为此余秋雨在其散文集《文化苦旅》中的那篇《莫高窟》里做了详述，在这里我也不忍复述。这段痛苦的记忆不仅是国人心中的一个耻辱，也是国人心中的一个疼点，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无数本书籍的丢失、毁灭，而是书中所记载的大量文化信息的丢失。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书籍的留存在中国咋就那么的艰难了。

每一代君王，除了为前朝修史之外，或是为了彰显文功武治，或是为民族文化的传承，都要不遗余力的编撰巨书，从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编撰《永乐大典》，到清康熙皇帝组织修撰《明史》以及乾隆皇帝下令编撰的《四库全书》，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修史以笼络前朝遗民，收买士子之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将战乱流失的历史信息及时的记叙下来，不管它是春秋笔法，还是今是而昨非，它总能将一段历史记叙下来，也为后来者留下考证的依据。而那些诸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鸿篇巨著，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留下的文化信息，足以让我们享用不尽。

对书籍的珍视，也许源自一种文化的自觉和坚守，只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和崇拜，才会对书有了一种超越书籍本身的渴求甚至敬畏。因为在他们心中，书籍已经是物化了的文明，书籍也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引线，因为书中的文字，那个让人解惑，或者传授天道，或者授受立世的秘笈。书籍那个记载一个民族的历史，它因此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走过那些路；它更能将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化作文字的形式，让文明的火种长久的传承下去。因此才有人藏书甚至有人抄书，更有拥有国家权力和财富做后盾的帝王编书。

一个人，纵使倾尽一切，穷其一生又能收藏几多书籍呢？而那些穷途的士子用其一生，又能抄写几本书呢？在一次次战乱和家事的变故中，谁又能守住几箱书籍不会被毁或者流失呢？在现代图书馆藏还没有诞生之前，仅凭个人一己之力，谁又能保证这些收藏的书籍不毁于改朝换代的战火呢？

因此，在中国能够把书籍收藏当做一项使命的，唯有寄予那些特殊的人物了，这个人就是天一阁的创始人范欽。有了范欽这类藏书人的存在，这也许上天怜我中华和中国文化吧。

范欽的后辈子孙，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代又一代，十三代薪火相传，呕心沥血、生死相守，在确保祖辈书籍不失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周围环境。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在天一阁前修造园林，用假山石形成”九狮一象”等动物形态，改善了天一阁周围的环境，由此才奠定天一阁现在的布局，今天游览的众多景点，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成型的。

南国书城

在遐思中终于等到开关的时刻。当我走近天一阁入口时，一栋并不伟岸的建筑物矗立眼前，一对清代雌雄石狮子倒很有气势，它雄踞于大门的两侧，似乎是充当这里的守护侍卫一样，它给这里增添了几分庄重之感的同时，也平添几分森严感。

天一阁入口大门南国书城

天一阁入口的大门正中为“南国书城”四个大字牌匾，匾额是由书法界“南沙北启”之称的当代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所题。

仰望匾额上的题字，心中不由的疑惑，这里怎么变成书城了？在我的想象里，天一阁藏书楼，那应该是一个有着亭台楼阁一样有气势的建筑，但是眼前这座建筑却没有我想象的伟岸，与江南豪宅门楼没有二致。再仔细看，“天一阁”的题额尽然屈居“南国书城”之下。这也许因为为了避免此天一阁非彼天一阁相混淆吧？或者现代人出于敬畏而不敢僭越？

东明草堂

东明草堂

獬豸浮雕

东明草堂，是范欽最初的藏书处。范欽号东明，故以东明为其书屋命名，正门前对面的照壁上有獬豸浮雕。

范钦喜好藏书，与其他偏重于版本的藏书家不同的是，范钦重视当代人的著作，故其收藏的书大多以明刻本为主。

这些书最初被范钦藏于东明草堂，后随着藏书量的增加，东明草堂已无法容纳，于是决定在住宅的东面重建一书楼，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天一阁。阁内储有藏书最多时达七万多卷之巨，多数系宋明的木刻本和手抄本，有的是稀有珍本和孤本，在当时文士学子中颇有影响。

世人只知道天一阁闻名于世，却不知道它的前身东明草堂。就是这幢并不起眼的建筑，却开启了范欽及其子孙的建楼藏书的艰难旅途，可以说正是眼前的东明草堂，奠定了以后天一阁的基础，如果没有东明草堂，也就没有历史上享誉古今的天一阁。

站在东明草堂前，回望对面照壁上的被古代称之为神兽的獬豸巨幅浮雕，心想獬豸它那象征正义的寓意，岂能概况东明草堂暨天一阁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全部？

范氏故居，原为范宅东厅，为范氏后裔居所，现存建筑建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现作为天一阁发展史陈列的一部分，展示范氏私藏时期的历史内容。

范氏故居里“代不分家”的雕塑，形象逼真，为我们还原了当时范欽遗训后代的历史场景，也诠释了范钦的世代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历经13代，保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才有了延续至今的天一阁的文化精神。

北书库

北书库

位于天一阁西北侧的北书库，为上世纪及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新建的书库。三层楼的建筑风格力求与天一阁整体环境相协调，设计中特别注重书库的防火、防潮、防霉等功能，也为古书再造了一个“新家”。我想每一个来此参观的游客，面对眼前这座并没有什么观瞻效果的建筑，心中都会长长的舒一口气，我们终于不再为这些古书籍安全堪忧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楼却在绿树掩映处。在一个个树木参天、古色古香、亭台错落、幽雅别致的院落里，我们终于寻找到了天一阁藏书楼，除了感受到它的古朴幽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惊艳之处，看上去平淡无奇。

藏书楼取名天一阁，是源自《易经》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它坐北朝南，为两层砖木结构的硬山顶重楼式建筑，通高8.5米，斜坡屋顶，青瓦覆上。一层面阔、进深各六间，二层除楼梯间外为一大通间，以书橱间隔。两层之间上下挑沿，东西两面弓形封火墙，墙面高出屋面一尺。大门开在中轴线，中间是大厅，三开间，地面水磨大方砖铺设，天花为方格“井”字结构，并绘有彩色图案。二层为一个通间，木地板，二层以书橱间隔，前后均开窗。上层为一个间，下层五开间，形成“天一地六”的格局。下层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

天一阁藏书楼在防火、通风、防潮方面也独具特色。楼上的通间大致上是用于存贮图书，布置书橱，用书橱将大通间有效地划开，使整个楼上分得井井有条，楼下为六间的布局。天一阁与范氏住宅中间还有一墙相隔，用以防火。

藏书楼前还凿”天一池”通月湖，从而水量源源不断，池水经暗沟与藏书楼旁边的月湖连通，如遇意外，便能引水灭火。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范钦曾孙范光文在天一池增构池亭，环植竹木，并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使天一阁具有了江南庭院式的园林特色。这种将防火与园林构建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的建筑布局，后来为其他藏书楼所效仿。

一吾堂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因编修《四库全书》，天一阁献出珍本共638部，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473部。这次献书，虽说造成了天一阁历史上藏书精品最大的一次集中流失，然而却使天一阁从此被推举为了民间藏书楼的典范和样板，包括皇家藏书楼四库七阁均仿天一阁建造。

天一阁自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到207年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登上了天一阁，这是外姓人首次登楼。自此以后，天一阁逐渐结束对外封闭的状态，有选择地向一些大学者开放。黄宗羲为天一阁编制书目，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康熙十五年（1676年），范钦后人范光燮传抄天一阁百余种书籍供士子阅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一场强台风对天一阁楼宇造成重大损害，成立了以冯孟颛为主要负责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募捐、规划、修缮、迁建、扩充。天一阁私家藏书楼性质进入了公私共管时期，为在新中国建国后由国有公管做好了良好的过渡。

古色古香历经岁月风雨的藏书楼，写满了岁月的悠远和远方的诗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让我景仰和敬佩。

尊经阁

尊经阁

明州碑林

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五年（1933年—1936年），范氏后人在修茸天一阁的同时，又在假山上增设兰亭，移原府学中的尊经阁于宝书楼之后，并将80余方碑刻移至天一阁后院，建立“明州碑林”。同时，在尊经阁西侧开辟千晋斋，将宁波学者马廉搜集的历代古砖和宁波城墙拆除后收集的城砖予以陈列。

凝晖堂

凝晖堂

百鹅亭对面一栋砖木、石柱结构的清代建筑就是凝晖堂，内陈列收藏的明清帖石，有明代上石的“神龙本”《兰亭序》、文征明小楷《薛文明甫墓志铭》等。其中神龙本《兰亭序》是经元代大鉴赏家郭天锡（1277—1302）认定其为唐太宗时期供奉拓书人冯承素（617–672）等奉敕从《兰亭序》真迹上摹出的作品。天一阁藏神龙本兰亭石刻为明代书法家丰坊（1492–1562）请人据冯承素等人所摹原本勒石而成，为传世神龙本中最好版本，为目前存世其余神龙兰亭之祖本。此外里面展出了历代书法家临摹兰亭序的作品，书香墨香，相得益彰，在瞻仰天一阁的同时，一睹凝晖堂里的珍品，也是我的一个例外收获。

行走在天一阁的各个景点，湖光山色与历史文化古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无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还是以东园为中心的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园林休闲区；无论是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林泉雅会馆、麻将起源陈列馆、花轿厅、秦氏宗祠状元厅、范氏余屋、司马第等陈列展览区；还是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等，似乎到处飘逸着书香余韵，和文脉绵延的古韵。

如今的天一阁已经不单是一座藏书楼，而是一个集藏书的研究、保护、管理、陈列、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集文化古迹与园林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地处月湖景区的天一阁，昔日的宁静早已被世俗的喧嚣所取代。

以范氏余屋的集中展示与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千晋斋、宝书楼等多点分散展示相结合，以天一阁发展的历史为线索，全面展示天一阁四百多年的风雨历程，揭示藏书家藏书精神和文化传承。

来到天一阁，就是怀着一颗朝圣之心来的，而我原本也不是为了观景游园打卡而来的，因此我的天一阁的探访之旅自然不同于旅游观光，因此也没有被眼前的园林美景所羁绊，义无反顾的只为天一阁而来。

在中国人的心中，天一阁，早已不单单是一个藏书楼，更重要的是它已然成为中国文化殿堂里的奇葩，是齐家与立身的千古典范，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坚守的一个缩影。正如秋雨先生感叹的说：“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古城悠悠，历史迤逦而行。今天，天一阁在提升“书香宁波”和“诗画浙江”的内涵的同时，给我们中国留下了一个可为之执着守望的文化精神家园，让每一个参观或游览者，都能找到自己心灵中的一块天地。

中国人爱书、惜书、藏书，那是源自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那份敬畏，也是对我们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古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字和书籍都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敬畏，在没有经历破四旧立四新和文革之前，我们自小就知道，那些写有文字的纸张是不能当手纸使用的，否则会眼瞎的。过去的古村落里，都有一个专门为作废书纸准备的墓地“焚字炉”，更别说会把成册的书籍焚毁。

我们早已接受农民暴动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这一历史命题，或者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崇拜暴力革命，天一阁的许多珍贵古书籍不就是在给江南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丢失的吗？因此我们在感叹天一阁藏书不易的同时，是不是应该进行一次深刻的历史文化反省，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变革一定要付出血与火的代价才能实现吗？

庆幸天一阁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现在终于远离了战乱和战火，天一阁的藏书也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另外一种形式被收藏起来，并把它带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命题和文化反思永远的留存了下来。

这也许才是探访天一阁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