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压抑、最艰苦的时刻——红军长征中的生存困境(红军长征时期的生活非常艰巨)

红军长征主要分为六个阶段。

最压抑、最艰苦的时刻——红军长征中的生存困境(红军长征时期的生活非常艰巨)

第一阶段(长征准备阶段)是最为憋气的日子。红军老打败仗,根据地越打越小,毛泽东受排挤打击,没有说话的份,有力用不上。

有人说,长征是仓皇出逃,毫无准备。这话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其实,红军长征是有准备的。早在1934年5月,红军就有打算决定撤离中央根据地,准备长征,而且随后作了一系列准备。7月7日,为了减缓对根据地的压力,临时中央提出了抗日主张,并派寻淮洲、乐少华率红七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一方面,为长征探路,一方面减轻根据地压力,将战火引向国民党老巢。7月23日,中央派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离开苏区,打通与湘鄂赣根据地联系通道,为战略转移做准备。同年6月,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传达中央指示。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在撤离之前,于10月上旬,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坚持苏区斗争。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主任。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长征的政治指令。10月10日晚,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正式开始。由此可见,中央红军长征是有准备的。

在准备阶段,有两个人做出了特别巨大的特殊贡献。一个就是周恩来。他作为当时最高“三人团”之一,负责“大转移”的具体事宜,从组织上、兵员上、物资上、军事上、舆论上,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组织上,为了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周恩来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包括医院、运输、补充等,都加以配备。兵员上,大面积扩军,征集新兵近10万人。物资上,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草,赶做草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军事上,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25军突围转移;派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派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舆论上,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还有一个是毛泽东。有人说毛泽东闹情绪,对长征有抵触情绪,这话是没有根据的。也有人说长征毛泽东并不知道,这话也不对。毛泽东不知道长征出发的确切时间,长征前,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接到参加长征的通知。但是,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知道红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迟早是要战略转移的,而且他为战略转移作了许多重要的准备,比如奉命察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红军长征时,国民党四面合围,如何选择突围方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当时,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先向广东,再向湘西进军,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因为当时,广东的陈济棠与蒋介石有矛盾,与红军也有默契,所以是最好的选择。周恩来认为有道理,并请毛泽东前去探路。所以,就有了毛泽东在于都河探路、架桥,于都扩红,就有了向中央提建议、提方案。因为怕泄密,毛泽东还以填词的方式,向中央建议。毛泽东写道:“7月23日凌晨登会昌山,作《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战略转移的突破口在哪里?一看就知道。

在于都,毛泽东因为劳累过度,急性疟疾复发,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幸而傅连暲赶到,救治及时,幸免于难。所以,后来长征路上,毛泽东一开始都是躺在担架上的。一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才不要担架,开始骑马了。

据史料反映,毛泽东一开始是想留在苏区打游击的。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要留下来坚持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实际上,博古、李德一开始也有这想法,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嫌毛泽东是个累赘,但后来听了项英的话,怕毛泽东留在苏区东山再起,以后不好办,所以,博古、李德最后决定还是带着毛泽东长征。可是,毛泽东后来生病了,要下放到各部队。因为当时中央领导都要分散到各部队,毛泽东乘机向张闻天提要求跟他一起走,张闻天同意了。于是,毛泽东就有机会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后来才有了长征中的转危为安。这是后话。

第二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失利是最惨烈的日子,中央红军遭受了建军史上罕见的惨败。

中央红军最初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需要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前三道还比较顺利,但第四道封锁线,遭遇了湘江惨败,红军损失惨重,人数锐减4万多人。为什么会惨败?主要是因为红军不够灵活,意图太过明显,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就在红军面临灭顶之灾之时,毛泽东力争,促使红军转兵贵州。12月,占领通道城,后又攻克黎平,强渡乌江。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一个星期后,遵义会议召开,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本文节选自《党史可以这样讲: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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